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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的小影展-聞天祥談2006台北電影節

  從第二屆開始,由於資源整合困難,執行單位必須花很多時間向外界解釋作業狀況,錯綜複雜的發包制度,總是予人一種多頭馬車的印象。他表示,外界誤以為「台北電影節」等同於「市民影展」,其實「市民影展」只是第三屆的其中一標,當時又分成「國際影展標」、「市民影展標」、「電影獎標」。從第四屆開始,其中一個又變成「學生影展標」,後來再縮減為兩標,直到去年(2005)才合為一標。

  聞天祥提出他的觀察,採購法當初立法時有很好的用意──防止官商勾結,為了防止這點,便邀請學者、創作者、文化工作者、專業策展人以及市府官員,成立諮詢委員會以作審核,但委員會通常只是聆聽競標單位的「願景」,並不承擔實際的責任,好壞只有依賴執行單位自己的理想與努力程度。

  第三屆後,台北電影節的承辦單位從台北市新聞處轉為文化局,當時的文化局長龍應台為求電影節轉型,刻意讓第三屆從2000年尾舉行到2001年初,2001年等同停辦,再從2002年重新開始。「這段過程可說是很離奇的。」聞天祥笑著說。

台北電影節與台北金馬影展
  從第四屆開始參與電影節的策劃執行,聞天祥指出:過去在國外參展,剛開始必須特別將台北電影節與台北金馬影展作區隔,這也是他接手節目策劃之後一直努力的方向。

  金馬影展與台北電影節的愛恨情仇,最激烈的時候是在第二屆(1999年),兩個影展接連舉行,台北等於連著一個月都在辦影展。尤其時值九二一災後,強調生命韌性、清新感人的伊朗片《生生長流》(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導演)正搶手,兩者甚至還發生開幕鬧雙包的搶片風波。

  同年也發生「片商公會」和「戲院公會」遊說市議員抵制「台北電影節」,企圖不讓預算過關的節外生枝。表面上的理由是諮詢委員當中沒有電影人(侯孝賢、徐立功等人什麼時候變成非電影人了?)經過溝通後,才發現從頭到尾都是個誤會。

  「更何況,還沒聽說過哪個國家的影展,是由片商和戲院業者在把關的。」聞天祥說,就像小說獎的評審委員不會找印刷廠或出版社老闆來出任一樣,專業本來就應有分工。他認為,這個事件不過是資源與利益的烏龍爭奪罷了。其實,台北電影節與金馬影展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很好的朋友,相互支援的情況屢見不鮮,尤其到了國外力單勢薄,兩邊的選片人更是互相照顧,甚至把一些不適合自己影展的好片介紹給對方。上述的恩怨都是很久以前的事,也是少數人的問題,近幾年,兩個影展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色,已做出明顯區隔,過去所謂的「心結」問題也不再發生。

辦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國際競賽
  「我希望台北電影節的特色,是融合了城市、華人以及對新銳導演的大舉鼓勵,而且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級影展。」這是聞天祥提對台北電影節的期待。

  剛開始應局長龍應台提出的要求,以「城市」作為影展主題,也讓「台北」做為東道主的位置被凸顯。聞天祥表示,這是影展初期努力的方向,但以觀眾的立場而言,並不會單純為了想看某個城市的樣貌而來看影展,除非對當地有特殊的情感。例如舉辦馬德里和巴塞隆納雙城影展,吸引觀眾的是西班牙電影本身的火辣魅力和它著名的拉丁風情,而非城市,看了影展,才更進一步理解西班牙電影文化的脈動,以及他們多元的面貌。於是,聞天祥進而把城市放大為國家,把當地的電影文化做一個完整的蒐集與包裝,進而引薦給國內觀眾。

  要把一個國家的電影精華整個引進台灣,談何容易?除了對別人電影歷史與新近發展的熟稔,去蕪存菁;如何讓對方願意協助,也是一大學問。聞天祥有些無奈地笑道:「很不巧,我們跟過去辦過和正在舉辦的所有主題城市國家,都沒有正式邦交。」無法藉由正式外交途徑取得協助,就只能依賴完備的企畫博取對方認同,一旦成功,透過電影的交流,也變成了另一種有效的文化外交。日後電影節想邀片,或是推薦台灣電影到國外參展,都容易許多。……(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劇作家雜誌NO.0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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